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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现状

时间:2020-3-26 8:23:00 点击:106

一、立法缺陷

(一)法律制度缺乏有机的统一

我国对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制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条例,部门规章等中,这些法律法规对举报人保护的规定,笼统模糊,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大量的关于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规范性文件,表现为检察机关内部工作规则的形式,不具有普遍性和较强的法律效率。没有一部系统阐述举报人权利义务、高位阶的法律正是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的瓶颈。《刑法》第254条规定的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的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保护的对象也只是举报人,这与《刑事诉讼法》保护的对象包括举报人近亲属的规定不一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相互冲突。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和2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构成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分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务犯罪的人员,显然;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衔接不足,相互冲突。报复陷害罪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刑罚过轻,不足于震慑犯罪分子,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读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构成报复陷害罪的立案标准是,导致举报人及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精神失常的或者其它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对于/严重没有具体的定义,缺乏确定性。而造成自杀、重伤、死亡、精神失常的立案门槛过高,也使很多打击报复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比如打击报复者恐吓举报人,却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恐吓举报人、证人在很多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实体性规则抽象,实施性规则缺位。一项完整独立的刑事程序规则由确定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27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28同理,举报人的保护程序性规则也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刑法》报复陷害罪中,/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这些行为该如何判断,因为没有具体的解释,也是一个难题。报复陷害罪实体性规则抽象性、原则性比较强,导致对打击报复者的制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松多。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中,实施性规则常常是缺位的。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举报人的保护机构是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对于举报人,保护机构变成了他们心中的空中楼阁。法律制度的不协调,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各部门各行其是。(二)保护制度构成要素职能发挥不协调。

1、举报受理机构不统一。举报受理机构是与举报人接触的第一手,保密工作的中枢,也是举报人与司法行政机关取得相互信任,建立/战友关系的试金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第1款规定,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都有举报受理机构的职能。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线管理,各司其职的举报线索管理模式。现实是这样的,举报人面对这么多举报受理机构,一方面举报人没有义务分清事实性质属于哪个机构主管或者确实是因为认识的局限,错投了举报材料;另一方面,举报人为了扩大影响,引起更多的注意,向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举报,即所谓的多头举报。后果往往是各主管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语,容易导致举报人信息的无端泄露。以我国现在归口办理的工作模式,在受理、分流、移送、转办、初查等各个环节中,一旦出现某个漏洞,就有可能让腐败分子进行交易,把举报线索直接或者间接的转办到腐败分子手里。如浙江省黄岩县供电局职工王桂生,举报局长潘祖言贪污受贿,连续寄出的7封举报信,竟然全落到潘祖言手上,并且还在全局/反腐倡廉大会上公开抖给大家看。举报保密工作的不完善,使很多举报人只敢匿名举报,不敢实名举报,而匿名举报也使司法成本陡增,常常出现匿名举报不受重视,实名举报遭报复的怪现象。

2、没有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机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5条第5款规定,我国举报人保护机构是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职能过于分散、职责分割,形成不了合力,导致出现每个部门都有责任保护,但都保护不好,保护不了的现实局面。

3、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保护对象方面,我国5刑事诉讼法6规定的保护举报人的范围仅限于举报人及其近亲属,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的保护对象更是只有举报人本人,与举报人有实质利害关系的人不在保护范围之列,保护对象范围明显过于狭窄,与世界主流做法相去甚远。在财产保护方面,缺乏对举报人因举报而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经济补偿和举报人则一产权益保护的规定,举报往往成为一项高成本的行为。后果模式并必然有违法者承受,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而潜在的违法者做出违法行为的选择是必然经过利益核算,违法行为被查出的概率越大,违法者的预期违法成本就越大,违法利益就越小,其作出违法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较小。与之同理,很多人在举报时,会做出利益核算,举报的成本或者潜在成本越大,放弃举报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法律只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了公民的利益要求,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宣言。

4、保护措施匿乏。我国采取的是惩罚为主,预防为辅的保护原则。重惩罚而轻保护,重实体而轻程序,预防性措施仅仅规定了举报人的保密工作方面。举报人往往是在遭受打击报复以后才能得到保护,纵然这些打击报复者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给举报人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迟来的公正不是实质意义的公正。

5、保护程序缺位。我国虽然规定了法律应当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没有可操作的启动保护程序的规定。如何申请保护,如何审查申请,如何确定保护,如何保护等均未作规定。

6、司法救济缺失。在人权保障思想逐步发展的当今,在司法领域,人们更容易关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面对国家公诉机关的弱势地位,他们的权利维护自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从《刑事诉讼法》不断修改前后,加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表现中极为明显,也因此犯罪嫌疑人司法救济的法律规定相当多。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举报人面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和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也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也需要法律投入更多关注,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而法律上司法救济的缺失,使举报人得不到法律上的援助。

(三)缺乏适当的配套机制

1、奖励机制难发挥作用。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度,奖励机制不可或缺。一方面举报有奖能激发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举报人付出的回馈方式。奖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我国重精神奖励而轻物质奖励,在信息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的今天,这种奖励方式很难督促公民积极履行举报义务,我国法律并没有相关知情不举为罪的规定。为了激发群众举报的热情,很多地方都尝试提高了奖金额度,但是出现了举报奖励受到冷落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发放奖金渠道不规范,举报人担心暴露自己,遭到报复,宁愿放弃奖励也不愿承担潜在的危险,这种选择符合人性,也符合理性。另一方面,奖励机关为了处于扩大宣传效果的目的,甚至进行公开奖励,这种做法无疑将举报人置身于潜在的危险中,对于举报人而一言,成本大于收益。《检察日报》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从1998年初始,厦门市检察院先后拨出14万元,对8起案件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尽管检察机关多次通过媒体预请,但领奖者依然俩廖无几。3举报奖励遭冷落,无疑很好地诊释了当前奖励机制难发挥作用的局限。

2、缺少财政支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目前对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甚少,很大地制约了举报人保护制度的发展。各类涉及举报人保护的法律法规,没有提及对举报人保护方面的资金支持。即便是《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61条所涉及的资金支持,也仅仅针对举报奖励资金的列支。举报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保护、财产保护、司法救济等一系列举报人合法权益保护所需的资金没有财政保障。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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